田维钢 | 微博评论中的网民情绪传播机制及策略 ——基于杭州保姆纵火案的个案分析
摘要:文章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主要案例,对微博平台上经过分层抽样后提取的1000条微博进行了内容分析,阐述了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绪在分布、效能、频率三个维度的动态传播机理和“勾连”“共振”“交融”式的扩散机理。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绪传播呈现出唤醒、激发、汇聚、沉淀爆发的机制,其传播的路径与“社会矛盾”“技术驱动”“受众属性”密切相关。论文对网络公共事件中情绪传播的策略及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发现在情绪传播的过程中,“情绪符号化构建”有利于塑造个体认同感,叠加式的“场景构建”容易满足群体情绪的归属感,“议程设置”可以助推社会情绪的嫁接。
关键词:网络公共事件;微博情绪;传播机制
雇主林先生全家合照。2017年6月22日,杭州保姆莫焕晶因痴迷赌博而负债累累,为了谋得巨款,莫焕晶策划了“先放火烧雇主家,再灭火救雇主家”以博取雇主家的感激之情再顺水推舟向其借钱。但在她人为纵火后,火势一度失控并最终造成雇主家女主人以及三名未成年子女全部被困火场中毒身亡。
传统的大众传播语境下,新闻媒体往往保持着客观的信息传播范式,“情绪”传递并不明显。然而在移动互联技术的推动下,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逐渐瓦解,信息所携带的情绪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力量。相较于以前的信息传播模式,微博中的信息传播明显呈现出浓重的情绪色彩,公众的情绪呈现出从线下到线上、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社会的不断增强和扩散的传播形态。
一
微博情绪:
想象式的社会思想力量
微博中的情绪从整体上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网民个体情绪的表达,二是公众情绪的汇集”。情绪紧紧融入在微博舆论的表达和传播之中。从社会角度而言,微博中的情绪具有一种道德意义的规范力量,对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从国家角度而言,微博情绪则成为了解社会“民意”的重要场所。在网络技术的助推下,微博情绪似乎正在以“民意”为载体,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想象式的思想力量,促进着社会层面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革,而这种社会思想力量的来源正是网民群体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参与诉求所致。
二
立体与循环:
微博情绪的动态扩散机理
情绪衔接——关系网络中的点线勾连
在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后,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平台上,网民的情绪便开始以点的形式不断出现,在溢散的同时也通过生成串联路径与其他个体节点形成联系,环环相扣,构建成大量密集的情绪链。在此运作逻辑下,网络公共事件中情绪以点线的形式组接起复杂的群体情绪结构,并以不断壮大的立体形式延伸开来,加剧情绪的扩散速度。
情绪碰撞——高度互动中的强弱共振
网络平台上的情绪也有可能出现相互碰撞的情形。从情绪的强弱来看,有的情绪会有较强的感染力,而有的情绪仅表达着个体的自我感受,强度较弱。由于情绪效能的不同,导致情绪在相互触碰时以对抗、共振的形式进行碰撞,进而增强情绪的感染力,扩大群体情绪的效能。
如图可见,前者的愤怒情绪尤为激烈,甚至偏向于极端,而后者情绪则更为理性,用调侃的方式表现出对前者想法的反对和讽刺。但是这两条评论在对抗过程中也同样加强了自身的情绪影响力,受到感染的网友们纷纷以点赞和回复的形式表达认同。(上图依据论文内容绘制而成)
情绪交融——场景化作用下的快慢演进
在梳理杭州保姆纵火事件后可以发现,随着信息曝光度的增强,情绪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慢至快的传播机制,个人情绪的强度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保姆侥幸逃生,
母亲与三个孩子
丧生火海
此时主导情绪是
对于死者的同情
和惋惜
得知保姆蓄意纵火
是为掩盖自己过错
而犯下更大的罪行
此时愤怒情绪信息
加剧了情绪链勾连
与延伸速度
家属林先生艰难维
权,物业回应冷漠,
粉丝为他伸张正义
此时情绪强度达到
顶峰,涉及个体范
围最广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网友们对于事件场景的构建在逐渐完善和具体化,随着与主导情绪的高强度持续互动,情绪实现了由慢及快的扩散与交融过程。(上图依据论文内容绘制而成)
三
情绪渲染和行为建构:
微博情绪的传播路径及内在驱动因素
微博情绪的传播路径
1.情绪唤醒:事件引发共鸣。
作为情绪传播的首要环节,之所以事件能够引起公众关注、群情涌动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各种元素唤起了社会公众共同的情感共鸣和情感记忆。
在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初期阶段,“千万豪宅、专用电梯、保姆”等唤起了网民关于“贫富对立”的现实情绪共鸣
2.情绪激发:意见领袖介入。
相关的媒体和舆论领袖迅速响应,发表各自观点,并将关注点放在保姆的个人背景上。如北京时间的《丧尽天良!实拍杭州保姆豪宅纵火案:女主人曾借10万元给保姆》等,报道中的言语间充满了感情化色彩,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网络情绪逐渐走向高潮。
3.情绪汇聚:多方意见交锋。
随着保姆纵火案的不断发酵,在犯罪嫌疑人莫焕晶被捕入狱后,网民们的关注点开始逐渐转移,对该事件的情绪变得愈发多元化,促使网民组成小群体。相同观点的网民聚集在一起,或对消防部门的救援行动表示质疑,或对保姆家政行业职工资质问题产生疑问,或要求物业公司对消防设备安置做出回应。在这些小群体中,成员之间通过留言、转发、点赞等形式不断形成互动,传递和感染着彼此的情绪,使得同群体的情感不断被强化,进而产生集体认同感。
4.情绪沉淀与爆发。
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虽然在保姆被捕后,事件热度有所降低,但是网民对于绿城物业的质疑、对于保姆的怨恨并没有消除。
#杭州保姆专柜偷衣服事件
之后发生的“杭州保姆专柜偷衣服事件”中,很多网友会将杭州纵火的保姆联系起来。可见,在事件结束后,网友的情感隐藏在思想意识中,一旦相类似的事件发生时,这些情感就会迅速被唤醒,并以更加强烈的势态不断地聚集这些情感,感染着意识层面具有相同情绪的网友。
微博情绪传播与现实的联动内因
1.社会因素: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聚。
一是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在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背景下,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逐渐形成不可跨越式的鸿沟。
二是媒体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失信。由于网络信息体系的不完善,导致某些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信息不准确、不及时,政府在引导过程中行为不规范,从而使得媒体与政府部门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失去公信力,处于被动的状态。
2.网络环境因素:技术驱动下的情绪共振。
网络技术极大地推动着网络情绪的传播过程。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匿名性的特征,使得网友可以不用瞻前顾后,卸下包袱,尽情地嬉笑怒骂、宣泄情绪。其次,网络的交互性缩短了彼此间距离,助推了情绪的相互感染。平等的话语表达权使得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高涨、积极度极大地提升。同时,网络上信息具有迅速聚合的特性,容易放大社会中的矛盾点,激发人们的情绪。
3.受众因素:自身属性推动情绪传播。
从某种程度而言,身份认知决定网民的情绪框架。这种身份认知会让网民划清群体界限,激发对于弱者的同情以及强者的仇恨,形成鲜明的对立。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公平与正义是触发网民内心深处情感的最强大动力。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群体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资源的垄断加速了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贫富差距的增大、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官员腐败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民众的心态平衡,不满的情绪难以得到有效疏解。
从辱母杀人案到大学生李文星之死,再到杭州保姆纵火案,不难发现,正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和诉求,网民的情绪才会不断地被激发、感染,进而引发群情激奋的现象。
#辱母杀人案——“4.14聊城于欢案”
#李文星事件
东北大学2016届毕业生李文星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陷入招聘骗局,误入传销组织。2017年7月14日,李文星尸体在天津静海区被发现。
四
认同、归属和嫁接:
网民情绪的传播策略及现实意义挖掘
在事件发生时,只有运用相关的情绪引导策略,才能使得网民情绪最大程度上被调动起来,激发、塑造或者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进而对事件进行意义重构。
情绪符号塑造个体认同感
人际互动的传播过程从某种程度来看,其实是一种符号化的建构过程。个体情绪通过符号化的再现重新赋予新的象征含义,从而使得情绪产生新的意义。同时,个体情绪表达以各种象征符号为载体,塑造认同感与社会认知,而这种认同感能够使得网络群体的身份边界更加明确,并引发情绪上的共鸣,成为连接彼此的重要内在力量。
场景构建满足群体情绪归属
一方面,情绪感染性的叙事描绘。在具有冲突性、戏剧性的表述下,网友的情绪被瞬间激发,纷纷以声讨正义的名义在网络上掀起情绪的浪潮。
另一方面,过度的标签化解读。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标签化的解读方式往往呈现出浓缩性、调侃性的特征,通过简短的表达方式还原出网友深藏在思想意识中的形象特征,进而使得网友们对事件中的强势群体产生抗拒和反对,由此推动事件中的情绪传播。
议程设置促使社会情绪嫁接
一方面,媒体议程设置往往会嫁接以往的多层次化情绪。尤其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以往媒体构建的情绪表达框架得到了突破,网络平台上的群体在话语权的助推下能够在实践中“依势而博”。
网民对于李文星的同情、对于传销组织的愤懑,都是长期隐忍于心后的集中爆发,情绪宣泄的公共场域背后实则反映出公众对于传销组织行骗行为之外的考量。当媒体报道的内容谈及政府对于传销组织的管理或惩罚时,不信任、不作为成为网民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的强烈感受,从而影响了网络平台上网民情绪的集中爆发。
另一方面,公众议程促使情绪与现实对接。社交媒体的强关系和私密性使得公众具有自我议程构建意识,并逐渐占据主动的地位,对媒体议程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陕西产妇坠楼事件
产妇坠楼只是一个导火索,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男女不平等关系的积怨和不满才是真正的原因。而此次事件发生后,网民的情绪宣泄进一步拔高了网络平台上的情绪点,促使事件中的不满情绪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相对接,产生线上与线下的连锁共鸣。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呈现出彼此影响、动态交融的特征。
五
结语
情绪传播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演进过程以及社会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更应该全面地、辩证地去看待这种影响。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并积极利用其正面作用,为转型期的政府提供社情民意参考,也是为民众维护权益、对抗强势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事件中的强势方被倒逼做出正面回应,从而满足民众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其负面影响,做好应急预防措施,做好情绪引导,秉持着理性、客观的态度疏解大众的愤怒、怨恨的情绪,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平台空间。
作者介绍
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当代传播》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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